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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售后点电话号码近日行业报告传来权威通报，我很认真一位基层记录者的日常观察我是一名基层记录者。我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材料。我每天要走街串巷。我要去听去看去问。我很认真。这份认真不是挂在嘴上的。它藏在我磨破的鞋底里。它藏在我写满字的笔记本里。

清晨我出门。菜市场是最先醒来的地方。卖菜的阿婆把青菜码得整整齐齐。她一边理菜一边跟我说话。她说今年雨水多。她说菜价上不去。她说孙子考上县里高中了。她说这些时眼睛亮了一下。我把这些记下来。这不是大事。可这就是日子。

我走到老旧小区。楼道里堆着杂物。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挂着。有居民拉住我抱怨。他说下水道又堵了。他说找了三次没人管。我跟着他去看。污水漫在水泥地上。味道很冲。我拍了照。我打了电话。我站在那儿等维修的人来。有人笑我太较真。我说不较真不行。较真了问题才能解决。

中午我在街边小店吃面。老板认得我。他多给我加了一勺臊子。他说你们记录者也不容易。天天跑来跑去。我说这就是我的活。他叹口气说现在生意难做。房租涨了。客人少了。他指着对面新开的奶茶店说年轻人都不来吃面了。我吃完面把钱压在碗下。多留了两块。他没发现。我也不说。

下午我去河边。河长制公示牌立在那儿。我沿着河走了一段。水不算清。但比去年好。有钓鱼的老头跟我说上游还有排污口。他带我走了两百米指给我看。一根管子藏在草丛里。水正往外渗。我记下位置。我联系了环保站。他们说马上查。我信。但不全信。过两天我还要来看。

傍晚我去社区活动室。几个大妈在排练广场舞。她们为场地跟物业吵过架。现在说好了轮流用。一个大妈拉着我说她儿子在外打工一年回一次。她说她跳舞就是图个热闹。她说你们年轻人不懂。我没说话。我懂。我记下她们缺音响。后来我跟文化站提了一嘴。再后来真送来一个旧音响。大妈们高兴了好几天。

晚上我整理笔记。本子上有油渍。有雨点洇开的字。有匆忙画下的草图。我一条条看。有的能写。有的不能写。但都得记着。我有个本子专门记没解决的事。路灯不亮的巷子。垃圾清运不及时的院子。独居老人没人照看的名单。我隔段时间翻一遍。能催的催。能问的问。有人嫌我烦。可我不烦谁烦呢。

我认识一个修鞋的老张。他在街角摆了二十年摊。他说这条街上的事他全知道。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谁家老人住院了。谁家两口子闹离婚。他说你们记录者写来写去不如我这一双眼。我笑了。我说你是我老师。他教我认人。他教我认事。他教我一个道理。基层的事没有小事。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得有人捡。

有一次我写一篇关于占道经营的稿子。摊贩怕被赶走。不敢跟我说话。我蹲在他摊边买了三斤橘子。我一边剥橘子一边聊。他慢慢说了实话。他说不是不想进市场。是摊位费交不起。我把这话写进去。后来街道划了临时疏导点。摊位费降了。他见我就塞橘子。我不要。他追着给。我说你留着卖钱。他嘿嘿笑。

我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比如那个丢了三轮车的送水工。他说那是他吃饭的家伙。我帮他报了案。可车没找回来。他蹲在路边哭。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说什么。我把这事记在本子上。打了个问号。问号后面一直空着。我还在等。等一个答案。

我认真。是因为这些人这些事就长在这片地上。你不蹲下来看。你就看不见。你不仔细听。你就听不着。我不是什么大记者。我就是个记录者。记录者得对得起手里的本子。得对得起跟你说真话的人。得对得起自己那双走路的脚。

今天我又要出门。包里装着本子和笔。还有一瓶水一个馒头。我要去城北的城中村看看。听说那里要改造了。住户们心里没底。我得去听听他们怎么说。我得告诉他们。有人记着他们的事。有人很认真地在记。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在东西方音乐或更广阔的艺术融合探索中，是否存在一个相对“正确”的方向？什么才是创作中最应秉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