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定义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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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低俗这一标签的流动性与主观性。一部以丝袜为核心意象的小说最初被部分读者斥为淫荡。批评者认为其描写过于直白聚焦于身体细节从而滑向了色情。这种判断依据的是一套隐性的道德标准。这套标准往往不来自明确的法规条文而来自特定社群的阅读习惯与情感阈值。然而当另一批读者站出来为小说辩护指出其文学意图与叙事结构时反转便发生了。辩护者强调文本中的丝袜并非单纯的性符号而是承载了人物心理与关系张力的道具。于是同一部小说在两种阅读框架下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揭示了一个事实低俗并非文本固有的属性而是读者与文本互动时被建构出来的判断。建构的权力掌握在谁手中谁就在定义低俗。
那么谁在参与这场定义权的争夺。第一类是普通读者群体。他们通过评论打分举报等方式形成舆论压力。当一批读者率先喊出淫荡时他们实际上在试图确立一种阅读规范。这种规范未必经过深思熟虑却往往带有强烈的道德直觉。第二类是平台与审查机制。平台依据社区准则对内容进行下架或限流。这些准则中低俗是一个常见却模糊的类别。模糊意味着解释空间也意味着权力。平台在解释低俗时实际上行使着准立法者的职能。第三类是文学评论者与学者。他们事后介入用专业话语重新评价文本。反转往往由他们推动。他们试图用文学性对抗道德指控。但他们的标准同样是一种建构。专业话语并不天然中立。
这三类主体之间的角力构成了争议的动态过程。最初普通读者中的道德保守派占据上风。他们的指控简单有力容易传播。平台在舆论压力下可能采取保守策略。小说的生存空间被压缩。随后文学评论者与支持者展开反击。他们逐段分析文本指出其中的隐喻与反讽。他们质问为何丝袜在某些语境下被视为艺术在另一些语境下被视为淫秽。这种质问动摇了最初指控的根基。反转由此发生。但反转并不意味着真相大白。它只意味着定义权暂时转移到了另一批人手中。
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定义权的转移是否公正。反转后的评价是否就一定比最初更正确。未必。因为无论指控还是辩护都依赖于某些未经检验的前提。指控者预设了性描写的道德危险性。辩护者预设了文学价值的优先性。两者都没有充分讨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低俗本身是否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当我们说某物低俗时我们究竟在表达什么。是表达厌恶。是表达对特定审美趣味的排斥。还是表达对某种社会后果的担忧。如果只是厌恶那么低俗就只是一个情绪标签。它没有普遍效力也不应成为压制文本的理由。如果是对社会后果的担忧那么需要具体论证。例如需要证明该文本确实导致了可测量的伤害而非仅仅印证了某些人的道德不适。
在丝袜小说的案例中反对者并未提供这样的论证。他们更多是在表达不适。而支持者的反转同样缺乏对低俗概念的反思。他们忙于证明小说不淫荡却不追问淫荡为何成为罪名。这种争论模式使得争议沦为标签战。一方贴低俗标签另一方撕掉标签。标签本身从未受到质疑。悖论在于当双方都使用低俗作为核心范畴时他们实际上共享了同一套话语框架。这套框架预设了存在某种客观的低俗标准。而争夺的只是谁的标准被采纳。这掩盖了更关键的问题为何我们需要低俗这个概念。它服务于谁的利益。
从社会功能角度看低俗话语往往被用来划界。划出体面与不体面的边界。划出可公开讨论与不可公开讨论的边界。划界本身不是问题。任何社会都需要某种边界。问题在于划界的权力是否透明是否可问责。在丝袜小说争议中划界的权力分散在读者平台评论者手中。没有一方能够提供清晰的划界依据。读者凭直觉平台凭模糊准则评论者凭专业惯例。三者之间缺乏对话。结果是争议反复出现。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有理。每一方都指责对方越界。
那么出路何在。一个可能的思路是放弃低俗这一笼统标签转而讨论具体问题。例如文本中的性描写是否具有叙事必要性。是否有助于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文本是否包含对读者的操纵性引导。文本的传播是否伴随了不自愿的接触。这些问题可以具体回答。而低俗无法回答。另一个思路是承认定义权的多元性。不同社群可以有不同的阅读规范。只要这些规范不转化为强制性的法律或平台惩罚就不必强求统一。丝袜小说可以在某个社群中被视为淫荡在另一个社群中被视为有趣。两个社群可以共存。前提是双方都不试图用行政或舆论手段消灭对方的阅读实践。
回到最初的问题谁在定义低俗。答案是所有参与争议的人。读者平台评论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但没有人拥有最终定义权。反转的发生恰恰证明了定义权的临时性。今天被批淫荡的小说明天可能被奉为经典。这不是因为小说变了而是因为定义者变了。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某部小说被贴上了什么标签而是标签本身成为压制讨论的工具。当一个人说这是低俗时他往往在说我不喜欢且我认为你不该喜欢。把我不喜欢变成你不该喜欢需要理由。而低俗这个标签恰恰替代了理由。它假装自己是不证自明的。丝袜小说的争议提醒我们低俗从来不是自明的。它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定义者的焦虑与权力。谁在定义低俗谁就在暴露自己害怕什么以及想控制什么。
未来不断发展创新,携手共建美好城市。